古今论治者，不过曰宽与严而已。然宽非纵弛之谓也，而世之尚宽者则流于纵弛；严非惨刻之谓也，而世之尚严者则流于惨刻。反是则曰宽当施之所当宽之地，严当施之所当严之人。遂以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，曰民心也，军心也，士大夫之心也，是宽之所当施也。自古之所以为天下患者，曰外戚也，宦官也，藩镇也，权臣也，是严之所当用也。东周之宽能施于强暴之诸侯，而不能及于匪风下泉之民。秦人之严能施于闾左之戍卒，而不能正鹿马奸谄之辈。宣帝之严能施于赵、盖、韩、杨，而不能施于许、史之徒。元帝之宽能用于弘恭、石显，而不能用于堪、猛、望之之类。是皆宽于其非所当宽，而严于其非所当严也。其说似矣，而不知外戚宦官强臣藩镇固当律之以严，而军民士大夫之心亦岂徒宽者所能系属哉？盖宽者，仁意浃洽之谓；严者，纪纲整肃之谓。仁意之与纪纲，二者并行而不相离，则不待立宽严之的，而治体固已定矣。圣人之治天下，固以仁意为本，而其施之于政，则必有纪纲法制，截然而不可犯。然后吾之所谓仁意者，得以随事及人，而无颓敝不举之处。人之蒙惠于我者，亦得以广博周遍，而无间隔欺蔽之患，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，在于不嗜杀人，而至于言仁政，则又曰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其意正谓此也。我朝治体之所以远过汉唐者，盖其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，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。其待外戚也，未尝少恩，然在内不得预政，在外不得为真刺史，则无吕、霍、上官之祸。其于宦官也，未尝滥杀，然内侍官不过留后，虽有功不除宣徽，则无易牙专恣之祸。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，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，无不归于京师，则无山东、河北之忧。置参贰以分中书之权，而又置台谏以察政府之奸，则无操、懿、莽、温之变。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。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，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。一赋不妄加，一役不妄兴，一刑不滥及，一遇水旱，或发仓廪，或出内库而不吝，固所以结民心也。然窃盗者有禁，告讦者有禁，豪猾者有禁，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？骁勇者升其籍，有功者峻其爵，老弱者亦处以剩员，每遇一郊，降一赦，则与之金帛而不吝，固所以结军心也。然一汰而数万人，一戮而百馀卒。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，将帅之尅士卒者有禁，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？取士至于及累举，举官至于及内亲，任子至于异姓，拜近臣必择良日，退大臣则曰均劳逸，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。然礼部有覆试，斋郎有定员，百官非有劳不迁，赃吏虽有赦不原，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？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，乃吾国家之命脉，不可一日失者，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，何哉？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凶悍之徒，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，不被其仁。告讦豪横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奸宄之徒，而民之资弱失职者，不被其仁。茶盐榷酤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趋利之徒，而民之终岁勤动者，不被其仁。是虽日下减租之诏，月颁恤刑之令，无益也。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骄惰之卒，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，不被其仁。拣汰蒐阅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羸弱之徒，而兵之勇敢精锐者，不被其仁。尅剥私役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奸贪之将，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，不被其仁。是虽日有赐、月有给、岁有赏，无益也。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侥冒之徒，而士之有行有艺者，不被其仁。铨选荐举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，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，不被其仁。赃墨之法不严，则是仁于贪污之吏，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，不被其仁。是虽高爵以诱之，厚禄以饵之，无益也。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，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。今世之天下，所以被其仁者少，而不被其仁者多，仁之所及者小，而仁之所不及者大，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，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，祖宗立国之意有弊，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。世之论者曰：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、至道之间，则治体类于严。自景德至于嘉祐、治平之际，则治体类于宽。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，而深惩仁祖之宽。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，纪纲整肃，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。仁祖之所谓宽者，仁意浃洽，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。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，则人情玩弛，吏习因循，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。譬之室焉，岁月既深，旁风上雨，则不能无一木之朽，一墙之倾，一瓦之毁。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，补其漏，加葺治之功而已。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，而以更变为心，以少许之阙漏，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撤之。不惟坏祖宗之纪纲，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。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，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，民其敌也，士其雠也，宽恩滥及于貂珰，而峻法反加于善类。高俅、童贯之徒，妄加节钺，而元祐、元符之党，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。是其宽失之纵弛，严失之惨刻，而又颠倒错谬，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。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，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，所以积而为庆历、嘉祐之缓势。自范文正天章阁一疏不尽行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。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，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。十事之奏，实庆历三年九月也，始于明黜陟，终于重命令，当时之言稍稍见用，明黜陟之法，则以十月壬戌行，择官长之法，以癸未行，均公田之法，以十二月壬戌行，贡举之法，以明年三月行，减繇役之法，以明年五月行，其馀厚农桑、覃恩信、重命令，皆悉用其说，或著为令。行之未及一年，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。呜呼，使庆历之法尽行，则熙、丰、元祐之法不变；使仲淹之言得用，则安石之口可塞。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，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、丰。神宗锐然有志，不遇范仲淹，而遇王安石，世道升降之会，治体得失之几，于是乎决矣。

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，皆忠正无私，欲致大治，忤于贵戚尚书。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，以为且复见毁谗，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，是大不然。臣闻春秋地震，为在位执政太盛也，不为三独夫动，亦已明矣。且往者高皇帝时，季布有罪，至于夷灭，后赦以为将军，高后、孝文之间卒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宽有重罪系，按道侯韩说谏曰：「前吾丘寿王死，陛下至今恨之；今杀宽，后将复大恨矣」！上感其言，遂贳宽，复用之，位至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，主父偃取奏之，下吏，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，胶西相，以老病免归。汉有所欲兴，常有诏问。仲舒为世儒宗，定议有益天下。孝宣皇帝时，夏侯胜坐诽谤系狱，三年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胜，至长信少府，太子太傅，名敢直言，天下美之。若乃群臣，多此比类，难一二记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，足以观矣。

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，三月，地大震。恭移病出，后复视事，天阴雨雪。由是言之，地动殆为恭等。

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，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原塞矣（《汉书·楚元王交附传》：更生使其外亲上变事，书奏，弘恭、石显疑其更生所为，坐免为庶人。）。

望之前为将军辅政，欲排退许、史，专权擅朝。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与闻政事，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，自以托师傅，怀终不坐。非颇诎望之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则圣朝亡以施恩厚（《汉书·萧望之传》：弘恭、石显等，知望之素高节，不诎辱，建白望之。）。

惟天下之至柔，能制天下之至刚。甚矣，天下之人不能无纷纭好变之心，亦不能无猛悍难制之气也。方天下之未定，则有以发其纷纭之心，猛悍之气，故强者胜焉。及天下之既定，其纷纭之心、猛悍之气，抑而不得骋，蓄而不得作，则将有所难服也。是以天下之患常起于此而莫可止，善治天下者必有道焉。宽大慈祥，雍容和易，以消磨其心于茫茫之中，折服其气于冥冥之际，使好变者不得为变，难制者皆易以制，潜消阴服而不知所以然，则天下之大可以拱手而治。然则柔之制刚，其用为如何？此东汉光武所以以柔道理天下之意。夫治天下，无以异于治水也。善治水者，行于水之所无事；善治天下者，行于天下之所无事，如斯而已。天下之不能无好变之心、难制之气，亦犹水不能无悍湍之怒、横流之暴也。故禹之治水，必顺水之性而柔之，使其暴怒无所施，而水之势得矣。光武之治天下亦顺天下之理而柔之，使之不能为变而易以制，而天下之乱息矣。是知禹能行于水之所无事，光武能行于天下之所无事，在能柔之而已耳。且光武之定天下，无以异于高祖也。然高祖于天下既定之后，外之则困于冒顿，而有平城、白登之围，内之则困于悍将，而有韩、彭、英、卢之变。高祖终身奔走于介胄之间，天下几至于不测。而光武之既定也，寇、邓、吴、贾服从之不暇，匈奴、西域帖然而不作，传至于永平之间，天下有百年之承平，而无一日之警急，此其故何也？在能柔之与不能柔之之间而已。由是观之，高祖非好胜也，非好强也，不得夫柔之之道故也。光武非不欲胜也，非不欲强也，得其所以柔之之道故也。高祖无以柔之，故激诸将好变之心，而触匈奴难制之气，而身受其弊。光武则不然，天下既定，遂戢弓矢，散马牛，退功臣，进文吏，使天下知吾之不生事；宽法禁，薄征赋，使天下知吾之不苛；不答太子攻战之问，使天下知吾之不好战；下黄石之诏，戒广地之荒，以塞臧宫、马武，使天下知吾之不开边；修辞币，礼匈奴之使，闭玉门，谢西域之质，使天下知吾之不务远。是岂真柔真弱者哉？其至微之机，至变之权，运于心术之间，举天下而柔之，使至刚之人消磨折服而无复作，故其用柔之效见于天下，而天下终不见其用柔之迹，此其为柔也大矣。盖尝观光武之初，焚王郎往来之书，而示之以宽，轻行铜马之营，而示之以信；首举良吏卓茂为太傅，戒冯异安集关中，不务以战攻取胜。当战伐之际，方且投戈息马以论道艺，此其柔道不特用于理天下之日，盖尝用之于取天下之初矣。吾以是知昔之人君，善用柔道如光武者盖寡。然而柔之在天下，同是柔也，有用柔而安，亦有用之而危；有用柔而彊，亦有用之而弱，何哉？彼以姑息为柔，后将有姑息之弊；以怯懦为柔，后将有怯懦之弊。此以柔用柔之失也。若夫善用柔者，守之似弱，而能卷舒天下之至强；行之似懦，而能驰骋天下之至坚。至于使兵无所投其刃，虎无所措其爪牙，方矫揉帖服之不暇，此以道用柔之得也。尝试以两汉之君言之。如惠帝、如元帝以柔用柔者也，如文帝、如光武以道用柔者也。惠帝柔而汉之宗社几至于中绝，吕产、吕禄几至于盗国。元帝柔，而萧傅、刘向无所奋其忠，弘恭、石显有以窃其柄。以柔用柔之失盖如此。善哉，文帝、光武之治乎！老夫尉佗之慢侮，文帝屈己遗书，而南北之祸不作。吴王称病不朝，文帝赐以几杖，而吴楚之变不起。是文帝之柔有以胜之也。四七之将，光武优礼以慰其心，而无菹醢之忧；西北之戎，光武卑情以答其意，而无冒顿之暴，是光武之柔有以胜之也。是虽不求胜于天下，然盖有以大胜之矣。语曰：「柔弱胜刚强。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」。是道也，非文帝、光武，孰能知之？彼南阳宗室之论，乃谓「光武少时谨信直柔耳，今乃能如此」。呜呼，是安知所以为光武者欤！

弘氏，卫大夫弘演之后。汉有宦者弘恭，为中书令。

宦鉴者，传言给使之臣也。拼埽是为，超走是供，传近（本作「传延」，从《文选·宦者传论》注改。）房卧之间，交错妇人之闲，又亦实刑者之所宜也。天文，宦者四星，在帝坐傍，而《周礼》有其官职。至于武皇游宴后庭，置中书之官，领受军事（「天文」下三十四字，从《文选宦者传论》注补。）。孝宣之世，则以弘恭为中书令，石显为仆射。中宗严明，二鉴不敢容错其奸心也。后暨君元，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，悉以枢机委之石显，则昏迷雾乱之政起，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。呜呼，父子之间，相监至近，而明暗之分若此，岂不良足悲邪？孝桓皇帝起自蠡吾，而登至尊，侯览、张让之等，以乱承乱，政令多门，权利并作，迷荒帝主，浊乱海内。高命（「命」借为「明」，《易·系辞》而命之」，《释文》孟本作「明」。）士恶其如此，直言正论，与相摩切。被诬见陷，谓之党人。灵皇帝登自解犊，以继孝桓。中常侍曹节侯览等，造为维纲，帝终不寤，宠之日隆，唯其所言，无求不得。凡贪淫放纵，僭凌横恣，挠乱内外，螫噬民化，隆自顺、桓之时，盛极孝灵之世，前后五十馀年，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？古之圣人，立礼垂典，使子孙少在师保，不令处于妇女小人之间，盖犹见此之良审也（《群书治要》。）。

臣待罪近辅，再历年所，日奏职事，亲闻德音。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跻之圣上资慈训，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宽仁之德勤邦俭家，四年之间，用人立政，施德布惠，所以绥养天下，上以昭祖宗之盛业，下以为社稷无穷之休，天下之幸，万臣之赖也。臣于此时，得依日月之末光，备位辅位，念虽杀身，何以报称！然臣尝读西汉之书，观孝文皇帝承高、惠之后，人心思治，而上方躬仁履俭，克勤率下。当时民俗醇厚，府库充羡，四方无犬吠之惊，亦可谓治安之世。而贾谊之论乃谓方今之势，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，火未及然，因谓之安。及其忠愤之所发，至于恸哭流涕。臣尝怪其论之过也，其后不数十年而治乱之迹若合符契。臣于是知居安虑危之心，唯圣智乃能有之。而私忧过计之论，亦未可以迂而弃也。臣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，两蒙宣谕，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，略有成法，唯以久远守之为念。又圣虑深远，因论及它日还政之后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，则与今日用心无异；若万一奸邪复进，荧惑动摇，则反覆可忧。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，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！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。臣退而叹息欢喜，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，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。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！区区之诚，虽殚千虑，何以及此？臣今因得敷陈本末，以毕其说。惟陛下宽其罪，试一览之。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，思欲力致太平，复见三代之盛，以汉唐为不足道也。当时之议，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，非兵强则无以为也，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。是三者，图治之伟论也。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、吕惠卿辈，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，乃奋其私智，肆为乖论，大失先帝之本旨。其富国也，则助役、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；其强兵也，则保马、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；其用人也，则进辨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，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。于是四海兴议，而先帝颇知其事，故罢退安石等不用。继而王圭、蔡确之徒，尤不能将顺主意，踵事增患，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，方将改作，遽以弃天下。忠臣义士，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，常在此也。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，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，临御已来，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，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，正所以述成先帝盛德之美志，传于无穷，可谓备矣。自改更之后，在陛下无所愧也，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，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。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？臣虽至愚，尚能臆度知之。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。政在则人存，政异则人息。今譬之芟草也，枝叶虽除，根株尚在，能保其不复生乎？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，自相结纳，睥睨正人，腹非新政，幸朝廷之失，思欲追还前日之人，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。今布列内外󲦤绅之间，在职之吏，不与王安石、吕惠卿，则与蔡确、章惇者，率十有五六。此臣所以寝食寒心，独为朝廷忧也！然臣之区区，非欲陛下苦治党也。朋党之大，亦岂易治哉？但欲陛下知其事，常加防察，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！臣亦常深计其术矣，不过日夜窥伺间隙，异日可以进说，则造眩惑之谋，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，动摇政事而已。其所进之说，臣窃料之，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，此最易入易听，而其祸亦最大，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。其次又有二说，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，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，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。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。如蔡确等受顾命，有定策之功，亦弃于外。此二说者，自人情言之，则浅近而易听；自义理考之，则无所取也。臣谨按天下之治，有不可不因者，有不可不革者。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，故周武王克商，反商政，政由旧是也。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，故汉文除肉刑，至景帝改之；汉武造盐铁榷酤，至昭帝罢之是也。自二圣临政，首进司马光，其馀辅臣继有出入者，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，延颈跂踵以望新政。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，开广言路，延纳忠谠，于天下无有远迩，上章论事，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，而圣虑深远，犹再三谨重，有不获已，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。如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保马、市易之类，敢不改乎！改之所以顺人心、救民命尔，岂喜变更哉？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，便与不便，则改更是耶非耶，立可见矣！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，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？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，先帝尝改之矣，亦可以为非耶？知所宜因，知所宜革，是先帝之志也。至如臣僚之进退，盖法既有改，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，稍自引去，而圣恩宽假，各尽礼数，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、吴居厚辈者方罢斥之。天下之议，莫不以为允。是时，蔡确身为上宰，自请补外，继以家人犯法，言者沸腾，遂坐左迁。章惇亦以悖慢忿戾，无礼于君父而罢之。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？盖法者，天下万世之公也。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，如天下万世何？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，承继大统，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。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，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，则大臣奉行而已。何策之定哉？岂可贪以为己功，常诵于口，假以谋进哉？古之所谓定策者，谓遭变之际，未知所立，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，有所择而立之，以安社稷，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，故曰定策。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，今之人则韩琦是也。然霍光死才三年，宗族犯法衰废，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。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。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？夫立政而违民，改之是也。而异论者非之，以谓改父之臣。此岂公议哉？是谗间之说也！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，奸邪当路，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，以避改易之小嫌，则得为孝乎？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、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！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。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，朝廷之事，肯不顾患祸，身任其责者少矣。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。《传》曰：「百年之计，莫如植人」。夫所与共守天下，传之永久，非有同心一德，守正不惑之人，将谁托之？呜呼，君子小人之辨，何其难耶！君子之进，未尝有心于害小人，但远之而已。若小人进，必欲尽覆君子。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！观汉元帝之世，弘恭、石显用事，是时贤士如萧望之、刘向、周堪之徒，上雅知其才，用之而忤恭、显，终抵以罪，或至于死。此无他，正人之势不胜也。仁宗皇帝庆历中，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辈，当代名臣一时并进，其后未久，皆不免为小人谗毁排陷，相继逐去。然上赖圣明，终得免大祸，复被收进，建立功业者，内外多正人，奸不能胜也。故君子在上，小人失志，必为倾害之计。今朝廷清明，幸无恭、显之患，而陛下圣哲，好正直而恶邪佞。臣之所忧者，恐正人之势不得如庆历时能胜小人也。小人之志，趋利而已。自二圣临御以来，开廓大度，并包同异，无所不容，宜皆得其尽心为用。而怏怏之人尚敢阴怀二心，潜藏恚恨，投隙害政，依违观望者，彼诚见皇帝陛下渊默谦恭，未甚可否朝政，不知圣意他时所属，将谓天下之事未大定也。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翼之者罔不备尽，而皇帝陛下虚心听纳，灼见是非者盖已久矣！臣载念人主以一身临天下，其动止语默之微上系宗社之重，下统生民之命。虽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禀，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资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之训也。昔者周公之辅成王，复辟之后，作《立政》以戒用人，故成王宜民宜人见于《假乐》之诗；作《无逸》以戒逸豫，故成王持盈守成见于《凫鹥》之诗。后世称三代之隆者必先焉。霍光有功于汉室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谋为奸变，上书诬光之罪。是时孝昭帝年十四，察见忠之与诈，诛灭桀等，益信任光，于是汉室几危而复安。臣不胜愚恳，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，拥佑开导，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。凡人之才如何为正，如何为邪，事之理如何为是，如何为非，日夕讲论，以立万世不拔之基。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，体汉昭帝之明，以辨忠邪，使它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。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，无疑于心，无怠乎听，庶以永承祖宗之业。天下甚幸！臣孤外之臣，蒙陛下拔擢不次，由言路而进，不敢避怨，不敢希恩，唯期循守公道，以报万一。然前日失意之人，其党布满内外，皆与臣为雠也，身迹惴惴，危若累卵。非陛下洞照愚直，力赐保全，安有今日？故臣缘近日两蒙宣谕之旨，辄为此言，以推广圣意。若使涓尘有助海岳，则臣虽死无憾！

〔贴黄〕臣奏此书，别无施行，止为昨蒙宣谕，故因而欲推广圣意。愿无疑无懈，常以辨别忠邪为心，坚守今日政事，庶免他日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。臣书大意如此而已。伏乞留中省览，使蝼蚁之诚或补万一。

〔又贴黄〕今内外异议之人日欲摇动陛下之政，不可不察省者。昔时王安石所行事，逆民而背理。然人不敢摇者，何谓也？盖有严刑峻责，言之者有罪，故人畏之，敢言者少也。今朝廷为政，顺民而循道。然人敢言者，何谓也？盖陛下宽仁大度，招言纳谏，唯恐人之不言，言之者无罪，故奸人妄意而作也。故役法一事，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，乃是将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参而用之。又令监司州县博访利害，逐旋申明，自后四方论列不一，虽小官贱士，肆口所言，以申其愤。今其法摇动改变者十之六七矣！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，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、台省官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馀。又经圣览，方此施行。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，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。今人情已定，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。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，勿为浮议所动。

〔又贴黄〕科场事，臣见与宰相已下参议，必为陛下坚守此良法，非久必须进呈。然为论列者不已，故先奏知。区区孤忠，惟冀省察。

或曰：「官人用士，累功积效，以次相叙，明主之法，忠臣之节尽矣。若拔奇求异，超等逾第，非臣之事也」。应之曰：「顾当忧世无奇人，傥有又不能议耳，明法忠节，未必已尽也。自昔五帝之冠，固有黜陟之谟矣，复勤扬侧陋；殷有考诚之诰矣，复力索严穴；西伯有呈效之誓矣，复旁求鱼钓；小白有督课之法矣，复遽求囚俘；汉祖有赏爵之约矣，复急追亡信。若修叙为明法，拔奇为非事，是两帝三君非圣哲，而鲍、萧非忠吏也。然则考功案第，守成之法也；拔奇取异，定社稷之事也。当多事之世，而论无事之法；处用奇之时，而必效一官之智。此所以上古多无严之国也。是以高世之主，成功之臣，张法以御常人，厚礼以延奇逸，求之若不及，索之若骨肉，故能消灾除难，君臣同烈也。曩使五主二臣，牵于有司，束于修常，不念畴咨，则唐民「康哉之歌」不作，殷无高宗之号，周无殪商雅颂之美，齐无九合功，汉歼于京索而不帝矣。故明君良臣，垂意于奇异，诚欲济其事也。使奇异填于沟壑，有国者将不兴其治矣」。

「汉元帝为太子时，谏『持法太深』，求用儒生。宣帝作色怒之云：『俗儒不达不足任』。乱吾家者太子也。据如斯言，汉之中灭，职由宣帝，非太子也。乃知班固步骤盛衰，发明是非之理，弗逮古史远矣。昔秦穆公近纳英儒，招致智辩，知富国强兵。至于始皇，乘历世余（当有「业」字或「威」字。）。灭吞六国，建帝号，而坑儒任刑，疏扶苏之谏，外蒙恬之直，受胡亥之曲，信赵高之谀，身没三岁，秦无噍类矣。前史书二世之祸，始皇所起也。夫汉祖初以三章，结黔首之心，并任儒辩，以并诸侯，然后罔漏吞舟之鱼，烝民朴谨，天下大治。宣帝受六世之洪业，继武昭之成法，四夷怖征伐之威，生民厌兵革之苦，海内归势，适当安乐时也。而以峻法绳下，贱儒贵刑、名，是时名则（旧校云：「名则二字似衍。」）石显弘恭之徒，便僻危险，杜塞公论，专制于事，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。如此，谁果乱宣帝家哉？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，骨鲠之臣，属之社稷，不令宦坚秉持天机，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，三十年间，汉为新家哉？推计之，始皇任刑，祸近及身；宣帝好刑，短丧天下。不同于秦，祸少者耳」。

易曰：「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」。宦者四星，在皇位之侧，故周礼置官，亦备其数。阍者守中门之禁，寺人掌女宫之戒。又云：「王之正内者五人」。月令：「仲冬，阉尹审门闾，谨房室」。诗之小雅，亦有巷伯刺谗之篇。然宦人之在王朝者，其来旧矣。将以其体非全气，情志专良，通关中人，易以役养乎？然而后世因之，才任稍广。其能者，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，景监缪贤著庸于秦赵。及其弊也，竖刁乱齐，伊戾祸宋。汉兴，仍袭秦制，置中常侍官。然亦引用士人，以参其选，皆银珰左貂，给事殿省。及高后称制，乃以张卿为大谒者，出入卧内，受宣诏令。文帝时，有赵谈北宫伯子，颇见亲幸。至于孝武，亦爱李延年。帝数宴后庭，或潜游离馆，故请奏机事，多以宦人主之。元帝之世，史游为黄门令，勤心纳忠，有所补益。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，卒有萧周之祸，损秽帝德焉。中兴之初，宦官悉用阉人，不复杂调他士。至永平中，始置员数，中常侍四人，小黄门十人。和帝即祚幼弱，而窦宪兄弟专揔权威，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惟阉官而已。故郑众得专谋禁中，终除大憝，遂享分土之封，超登宫卿之位。于是中官始盛焉。自明帝以后，迄乎延平，委用渐大，而其资稍增，中常侍至有十人，小黄门亦二十人，改以金珰右貂，兼领卿署之职。邓后以女主临政，而万机殷远，朝臣图议，无由参断帷幄，称制下令，不出房闱之閒，不得不委用刑人，寄之国命。手握王爵，口含天宪，非复掖庭永巷之职，闺牖房闱之任也。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，曹腾参建桓之策，续以五侯合谋，梁冀受钺，迹因公正，恩固主心，故中外服从，上下屏气。或称伊霍之勋，无谢于往载；或谓良平之画，复兴于当今。虽时有忠公，而竞见排斥。举动回山海，呼吸变霜露。阿旨曲求，则宠光三族；直情忤意，则参夷五宗。汉之纲纪大乱矣。若夫高冠长剑，纡朱怀金者，布满宫闼；苴茅分虎，南面臣民者，盖以十数。府署第馆，基列于都鄙；子弟支附，过半于州国。南金、和宝、冰纨、雾縠之积，盈牣珍藏；嫱媛、侍儿、歌童、舞女之玩，充备绮室。狗马饰彫文，土木被缇绣。皆剥割萌黎，竞恣奢欲。构害明贤，专树党类。其有更相援引，希附权彊者，皆腐身薰子，以自衒达。同弊相济，故其徒有繁，败国蠹政之事，不可殚书。所以海内嗟毒，志士穷栖，寇剧缘閒，摇乱区夏。虽忠良怀愤，时或奋发，而言出祸从，旋见孥戮。因复大考钩党，转相诬染。凡称善士。莫不罹被灾毒。窦武何进，位崇戚近，乘九服之嚣怨，协群英之势力，而以疑留不断，至于殄败。斯亦运之极乎！虽袁绍龚行，芟夷无馀，然以暴易乱，亦何云及！自曹腾说梁冀，竟立昏弱。魏武因之，遂迁龟鼎。所谓「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」，信乎其然矣！

人君不患乎太刚，而常患乎柔而不断。太刚者不能无过举，然不失为贤君；柔而不断，则遂有昏乱之渐。盖刚者多明，柔者常暗。明、暗者，贤君、庸主之所以分也。汉宣帝励精为治，信赏必罚，综覈名实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至元帝则优柔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唐宣宗精于听断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之意，不能无过举，然卒为贤君者，刚故也。若文宗则仁柔少断，以致甘露之祸。观元帝宽宏善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风烈，然有一萧望之，卒信谗使自杀，至委用弘恭、石显，则胶固而不移，此孝宣之业所以衰，而汉之纪纲遂至不振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观文宗恭俭儒雅，出于天性，慨然慕太宗之治，太和政事号为清明，然任一宋申锡，卒为阉宦所诬而斥之，至委用李训、郑注，则一意而不疑，此甘露之事所以祸及忠良，不胜其冤，而帝亦饮恨而没，岂非以其柔而暗故欤？夫人君取象于天，则以刚为德也；取象于日，则以明为德也。体刚明之德，而刚不至于暴，明不至于察，虽古圣帝明王，何以加此？至于刚明而不能无过举，犹为中材之君。若夫刚挠而为柔，明易而为暗，则失其所以为君之德矣，虽欲建功立事，追踪古人，恶可得哉。

臣恭惟陛下奋发乾刚，收还威柄，斥远凶佞，召用英耆，不以臣之衰残无似，起之家食，擢畀钧衡。臣控辞弗获，扶病入觐，任大责重，凛惧弗堪。臣闻更天下之治易，凝天下之治难。盖自古迄今，治乱之相因，祸福之相伏，机括所在，至可畏也，圣人于《易》发之。夫《巽》而止为《蛊》，蛊，坏之象也，而《彖辞》乃曰「蛊，元亨，而天下治」，是当《蛊》而有大亨之理，乱之生治，祸之藏福也。乾坤交而为《泰》，泰，通之象也，而九三之爻辞曰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」，是当《泰》而有陂与复之理，治之生乱，福之藏祸也。今陛下乘大权下移、众弊胶轕之后，一旦发愤而改弦易辙，薄海内外，拭目以观新政，人孰不以为善，而愚臣独有隐忧焉，盖惧是耳。臣不敢远摭往事，姑以陛下临御以来近事言之。且端平尝改绍定矣，而弊反甚于绍定；嘉熙又改端平矣，而弊益甚于端平；淳祐又重改嘉熙矣，而弊又加甚焉。何哉！盖端平失于轻动，嘉熙失于徇情，而淳祐则失于专刻。轻动者其私在喜功，徇情者其私在掠美，专刻者其私在固位。是三者同出于私，而专刻又私之尤甚者也。臣入对之初，蒙陛下宠锡宸翰四卷，曰「开诚心，布公道，集众思，广忠益」。是陛下亦知私意缠绕之为害，而以诸葛亮所以处身治国者望臣也。臣虽至愚极陋，敢不尽忠竭节，捐私徇分，以报陛下之知遇哉？臣亦愿陛下克去己私，动徇公理，相与扶植世道，遏绝乱源，无使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，则天下幸甚。臣敢摭五事为陛下献。

一曰正治本。夫中书者，天子所与宰相论道经邦之地，而命令所从出也。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书为治本，若辅相有欺罔不忠，当亟黜免，择其忠与贤者属之，使政无他门，天下安有不治？武宗从其言，德裕始得自尽其才，削平泽潞，麾制河北诸镇，几致中兴。大抵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；若惩下移之弊，而欲悉出诸己，则一人之腹心耳目无所于寄，左右近习得以乘间而窃取之，名为独断，实出多岐，是安可不虑哉？汉武帝愤田鼢之除吏，于是宰相徒取充位，而严助、吾丘寿王得以制外廷。宣帝戒霍光之专政，于是宰相止总众职，而弘恭、石显得以纵己欲。武与宣尚尔，他可知矣。或有劝仁祖以凡事从中出，则威福有归，仁祖曰：「事正不欲从中出。不如付之公议，使宰相行之，有过失则台谏得以言之，改之易耳」。大哉王言，真圣子神孙世守之家法也！今陛下新揽权纲，惟恪循仁祖家法，凡废置予夺，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，而后见之施行；如有未当，给舍得以缴駮，台谏得以论奏。是以天下为天下，不以一己为天下，虽万世不易可也。

二曰肃宫闱。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书，以致成周太平之盛，自宫伯、宫正以至阉寺、嫔御之微，悉属之天官冢宰，其意盖甚深远也。今固难与古并论，然人主一心，攻之者众。外庭远而易疏，内廷近而易亵，亲士大夫之时少，亲宦官宫妾之时多。防闲之不密，检柅之不至，则淫怠奇邪之习进，得以汩乱其聪明，私谒请托之风行，得以干挠于政事。或托内降，或求御笔，宰执不敢奏，郡县不敢问，而令甲为虚文矣。陛下春秋既高，历变多而阅理熟，固未必为此曹摇动，然其间乘罅伺隙，狐鼠凭附，已不能掩，或者纷纷之窃议。大抵欲富贵之心，人皆有之，陛下处深宫之内，一言动之微，一颦笑之顷，皆左右近倖所售以为欺者也。或潜听默窥，公受贿略；或阴排密谮，图报怨雠。于是士大夫之无耻者从而趋附之，其门如市，徒使陛下蒙谤于天下。是安可不深为之虑哉？且自汉唐以来，多以女宠与政浊乱天下，惟我祖宗家法最为严密，程颐常深嘉而屡道之。臣愿陛下严外内之限，绝干请之私，纵未复成周六典之旧，而诸葛亮所谓「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」者，是亦布公道之大端也。

三曰择人才。夫人之难知，古今通患。其善恶贤否明白易见者固未暇论，其大奸似忠、大佞似直者亦未暇论。且均是善人也，均为君子也，而长于治民者或不长于治兵，优于听讼者或不优于理财。惟各量其能而器使之，则各称其任，而无废事矣。用违其材，必至败事，于是小人之有小才者执以藉口，谓善人君子但能空谈，无济实用，而凶悍生事之术得以售其奸矣，是不可不谨也。且夫经筵之选，所以养成君德，缉熙圣学，其任至重。今率为兼官，讲罢亟退，仍共本职，程颐所谓积实意以感动者何在哉？臣愿陛下谨择庶僚中如程颐、范祖禹、吕希哲辈，使专经筵之任，庶其发圣言之精奥，助圣德之光明，为益多矣。给舍台谏任缴駮弹奏之责，其选尤不为轻。自庆元以来，宰相率用私人，观望风旨，浸以成俗。今陛下亲洒宸翰，止令大臣平时荐进，至于除授，必出圣意，是故得收威柄之大端。惟必择其刚方直谅、守正不阿者而用之，其纯厚谨默、巽懦无立不与焉，则朝廷施设资其正救者多矣。至于内而侍从，任朝夕论思之寄，外而监司，司一路举刺之权，亦难轻授，必各随其能而用之，而不徒守迁转之常格可也。若其大要，则在乎取其忠实廉勤者骤加拔擢，无拘乎近臣之论荐；择其贪墨苛刻者重加贬窜，无待乎台臣之弹奏。如是，则政事、文学、法理之士咸精其能，而天下之治举矣。

四曰惜名器。仲尼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，以为君之所司，可谓重矣。且文臣之有贴职，武臣之领閤卫，皆朝廷以是优贤劝功，而非贤与功者不在此选。祖宗朝于此最谨，至政和以后滥矣。南渡之初，稍加釐正。近者大臣徇私市恩，或以加诸世家之乳臭，或以授之臣僚之罢免，曷尝论其贤与功哉？盖带职之设，虽曰虚名，而圣主所以鼓舞天下、兴起事功者，正于此乎在。若朝廷不以为重，则人亦将轻之矣。他如亲王后戚之子弟亲故，迁转爵秩，不拘常式，边头诸帅之宾吏士卒，奏请论军功，动踰万数，皆前朝所未尝有。愿陛下谨惜名器，勿徇私情，以之厉世磨钝，尚安有不趋事赴功者哉？

五曰节财用。且节用之说，谈者不胜其烦，而听者不胜其厌矣，而卒不见之施行，何哉？盖己私之难克，而人情之所甚不乐焉者也。今版图未复，赋输至寡，而朝廷之用度，视绍兴、乾、淳之间，已不翅倍蓰。况边戍未彻，刍挽之费至夥，郡县之征求无艺，民力日困，国计日乏，可不急思所以拯救之？惟陛下自一身始，自宫掖始，自贵近始。凡侯王邸第之营缮，妃后坟庙之供给，宫内非时之宴赐，一切减省，以助边储。然后取封桩国用出入之数，而勾较其出入，补窒其罅漏；考盐法楮币变更之条，而斟酌其利害，通融其有无。施行以渐，而人不以为怪；区处有方，而人不以为疑。庶几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，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为虑哉？

臣所言五事，皆祖宗之成宪，今日之急务，在陛下举而措之耳。臣不胜拳拳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臣之心腹已具于前，然又有大于此者，不敢不为陛下告。臣窃见通判某州俞德藻承诏言事，劝陛下早定大计。此皆陛下宽洪无我，容受尽言，故德藻以疏远小臣，敢言及此。昔仁祖朝，司马光为并州通判，尝请于宗室中选择贤者建为皇子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归藩服。庆历盛事，乃今见之，臣不胜欣赞。陛下既已付外施行，臣当与二三大臣熟议其当行者奏闻。惟陛下断自圣衷，毋惑浮议，则宗社幸甚，臣等幸甚。伏乞睿照（《清献集》卷一三。又见《戊辰修史传·杜范传》，《宋史》卷四○七《杜范传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六一。）。

同治本无「请」字，当是。

弘恭、石显之让萧望之也，其夫人独以为非天子意。望之以问朱云，而云劝其自裁。至使人君拊手而惊，却食而泣，哀恸左右，极乎愤惋。既而不绝其封国，岁祠其冢墓。由此观之，苟望之不死，则倚以为相必矣。傥因而斥退奸党，荐延忠直，廓大明之䁆翳，恢盛业于悠远；力之不逮，则以死继焉，鸿毛泰山，唯义所归，不其壮欤！不其伟欤！舍是而不图，自经于沟渎，为匹夫匹妇之谅，决凶竖之奸计，陷人君于过恶，其不智而无名也甚矣！彼朱云者，真所谓不得中行而狂狷者也，探赜机心，不迨乎妇人之明。又以见圣贤择言不以人废，于斯验矣（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八。）。

心：原有缺笔，又似「兆」字。

儒者长世御俗，宣教化之本也。宣帝不识帝王远略，故鄙之曰：「俗儒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」？及夫元帝即位，徒有好儒之名，复无用儒之实，虽外以贡、薛、韦、匡为宰相，而内以弘恭、石显为腹心。是时天下之政，皆自恭、显出，贡、薛之徒言不必行，计不必从，但具备位而已。自恭、显杀萧望之、京房之后，群臣侧足丧气，畏权惧诛。虽睹朝廷之失，刑政之滥，莫复敢有抗言于时者。元帝昏然不寤，益信显、恭。是故奸邪日进，纪纲日乱，风俗日坏，灾异日见。孝宣之业，职此而衰矣。而史固称上「少而好儒，及即位，登用儒生，委之以政，故贡、薛之徒，迭为宰相。而上牵制文义，优游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」。噫，史固所谓牵文义者，非儒者之文义乎？昔宣帝尝怒元帝言用儒生，曰：「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」。今观史固之赞，宛是元帝用儒生乱其家者也，此史固不思之甚矣。向使元帝能纳萧望之、刘更生、京房、贾捐之之谋，退去憸人，进用硕老，与之讲求治道，以天下为心，则邦家之休，祖宗之烈，可垂于无穷矣，安有衰减者哉？史固笔削论定善恶之际，何不书「上即位，登用儒生，不能委之政。牵制佞倖，优游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」？如是则褒贬得其中矣。吾大惧后世继体守文之君，览史固之赞，以为自昔儒生之不足为用也，而委任佞倖，以致衰乱，祸不浅矣。

或曰：武帝不冠不见汲黯，此足称者。余谓君臣相与，在贵以诚心，不在贵虚礼也。武帝以黯为社稷之臣，是非不知黯也。黯进言未尝一听，画策未尝一用，弘、汤之阿谀顺旨，皆超躐见用，至谓黯为甚戆，谓黯为不学，谓黯为妄发，卒见斥逐，则不冠不见是虚礼也。后拜黯为淮阳太守，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。黯不受印绶，强予之曰：「吾今召君矣」。此绐黯，欲令之淮阳也。黯居淮阳十年，竟不召也。高祖骑其项而问周昌，据床而见郦食其，可谓亡礼矣。然其计策行，其身名显，故高祖虽有嫚侮之讥，而英雄乐为之用者，盖其诚心相与，不责以虚礼也。武帝力征匈奴，主父偃、严安、徐乐引危亡之事谏之甚切，帝曰：「公辈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」！悉拜为郎，然征伐竟不已。又包南山民田为上林苑，东方朔陈三不可，帝拜朔为大中大夫、给事中，赐黄金百，然遂起上林苑。盖武帝知受谏为人君之美，故不吝爵禄以旌宠之也。然有赏谏之名，无受谏之实，何益于治乎？孔子曰：「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，改之为贵」。此之谓也。

哀帝为定陶王，从傅、相、中尉入朝，成帝问之，对曰：「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，傅、相、中尉皆国二千石也」。问中山王，不能对，帝乃贤定陶王。时哀帝年十七，元帝即位时年二十七矣，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，竟杀萧望之，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万几，岂可不练达世务也哉？元帝好儒，宣帝曰：「乱我家者必太子也」。汉业自元帝而衰，知子莫若父，信矣。

杜钦说王凤曰：「王章所坐事密，天下不知章实有罪，而以为坐言事也。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，则流言稍释，疑惑著明」。凤行其策，史称钦补过将美，皆此类也。且王章上封事指言凤专权蔽主，宜废勿用，凤乃陷以大逆。章死不以罪，天下冤之。钦为凤谋主，言无不听也，不能救章之死，又为此谋，盖恶诬善，天下果可欺耶？钦奸人之雄也。初凤专权，钦尝戒之，又令凤乞骸骨。及王章上封事，凤称疾笃，欲遂退。当是时，刘氏王氏之祸几解矣，钦乃力说凤起视事，竟杀章。钦内结凤心而外取虚名，故其谋反覆如此。元帝举直言，钦专指后宫，谓外戚亲属无乖剌之心，阴为凤地，谷永之流也而机险过之。史臣责永而恕钦，且谓浮沉当世，好谋而成，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窥也，其然岂其然乎！

张汤、杜周，酷吏也，皆子孙荣显，侯爵数世。史称汤虽酷烈，及身蒙祸，其推贤扬善，固宜有后，此牵合之论也。汤深刻排陷，流毒一时，其称引一二掾史，何足掩其过伐。安世、延年之德器，自应绵远，未必由汤与周。舜之帝，禹之王，岂必自瞽、鲧耶！

公孙宏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，于是起客馆、开东阁以延贤人，一时称焉，然不闻有所引荐也。一董仲舒卒挤排之，何贤人之能得耶。若所招延唯谄谀软美之士，则宏之客馆与屈氂之奴婢室无以异也。

史称贾山自下剂上，邹阳、枚乘游于危国，然卒免刑戮者，以其言正也。审如是，则比干谏纣、子胥谏吴，皆不免刑戮者，岂其言不正耶。君有明暗宽暴，由其所遭有幸与不幸也。

太史公以儒、墨、阴阳、名、法、道德为六家，较其短长而论其指要，刘子曰：「夫儒何所不通哉，不通非儒也」。其论墨者曰：「强本节用，人给家足之道也。孔子曰：『与其奢也，宁俭』。有子曰：『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』？《易》曰：『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』。则墨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阴阳家曰：「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。孔子曰：『行夏之时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变通莫大乎四时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以治历明时』。则阴阳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法家曰：「尊主卑臣，分职不相踰越，不可改也。孔子：『君在踧踖如也，君命召不俟驾而行』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以辩上下、定民志』。则法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名家曰：「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。孔子曰：『必也正名乎』。又曰：『惟名与器不可假人』。又曰：『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』。则名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其论道家曰：「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澹足万物。孔子曰：『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』。《易》曰：『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』。又曰：『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』。则道家之长，吾儒之为也」。以是观之，则五家之长，吾儒通之明矣。其论儒者之短，则曰：「以六艺为法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累世不能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，故曰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」。是以迹论儒也。孔子曰：「一以贯之」。又曰：「予欲无言」。然则所谓六艺者，果可以病儒哉？论儒之迹而不论儒之道，非知儒者也。不蔽于一偏，不滞于一隅，以之治世，以之脩身，无不可焉，兹所谓通儒也。若曰殊途而同归，百虑而一致，则纷纷之论，不发亦可。

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即位，心内忌贺，诏山阳太守张敞谨备。敞见贺，察其言语，跪起不常。敞即奏曰：「故王清狂不惠」。由此知贺不足忌。若贺者，可谓无道之主，非清狂不惠者也。贺忧不免张敞之来，故于言语跪起之间，阳为颠蹶以免祸也。初霍光废贺时，令贺受诏，贺曰：「闻天子有争臣七人，虽亡道不失天下」。观此应对，岂清狂不惠者耶？贺虽昏于治国，亦善于保身，其得终其天年，抑有由也。

丙吉为丞相掾吏，有罪臧，终无所案验，后因以为故事。且吏不敢为奸臧者，畏刑法也。刑法不加，彼何惮焉？奸臧之吏，踪迹诡秘，幸而一败，又获善脱，蠹国害民多矣。赏罚之柄，诏王驭臣，相之职也。治远自近，掾吏之奸臧不案，欲责百司郡县之廉，可乎？

丙吉驭吏尝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，吉容之。后赤白囊至，驭吏刺知虏入云中代郡，以白吉曰：「二千石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预视」。吉召曹案，科条其人，会帝召问，吉具以对，宣帝称其忧边思职。吉叹曰：「不先闻驭吏言，何见劳勉之有」！掾吏由是益贤吉。夫丞相，百僚之表也，驭吏呕车，其伤体貌甚矣，且时方多警，边郡二千石长吏可不预知耶？老病不任，可不预择耶？仓卒之间，偶得驭吏之言而见劳勉，又何足贤？噫，吉，汉之名臣，兹不足以贬其盛德，史臣载为美谈，亦已陋矣。

赵充国罢骑兵屯田，欲不战以破先○，其计得矣。然须迟以岁月，以待其敝，而宣帝责成甚速，遂诏别将辛武贤等出击，斩获数千，其馀尽降。先○之破，虽充国计画已定，然当时多言武贤出击之功。或使充国见宣帝言屯田不战，先○必破，策之上也。用兵则有胜有负，负则其患滋多，后勿轻战，未为失也。继乃罢遣武贤，更不论赏，此则过矣。使之率三军冒万死，既已成功，安可不赏？故武贤深恨充国，告其子卬他事，卬自杀，充国亦罢，遂为世雠，盖作不顺而施不恕也。夫争功招祸，自古多矣，余独于充国惜之。

史称隽不疑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，始终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免辱殆之累，亦其次也。余观不疑为政，初亦尚严，赖贤母之训，故不至残酷耳。其议论容饰，颇近豪侠，然不疑诚奇才，考之当世，其伦匹尚多也。西汉士大夫持禄保位，习以为风。广、受独行止足之计，名重一时，廉顽立懦，后世犹想其风采焉。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。以游、夏之文学，冉、季之政事，宰、贡之言语，列于四科，不得先颜、闵之德行，圣人之意深矣。

元帝欲御楼船，薛广德免冠曰：「宜从桥」。诏曰：「大夫冠」。广德曰：「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」。帝不悦。张猛曰：「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」。帝曰：「晓人不当如是耶」？乃从桥。噫，广德刎血之言诚过矣，然广德不先发此言以激上心，则张猛之言未必见听也。事君有犯无隐，广德有之，然元帝亦可谓能纳谏矣。

武帝任车千秋，一言寤主，何哉？智有馀也。武帝惑于鬼神，故千秋讼太子之冤，托以白头翁教臣言，武帝亦曰：「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也」。武帝晚年多病，尤信巫蛊之说。《卫太子传》曰：「久之，巫蛊事多不信。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」。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，故乘间而开说也。不然，千秋为高寝郎，当追捕太子时，何不言耶？因其悔恨之心，挟以鬼神之事，故一言寤主，岂非智有馀耶？传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，千秋无他施为，所谓有智者，岂当时史臣亦微见此意耶？

薛方、蒋栩之流，汉高士也，附于他传，仅见姓名。《东方朔》一传几万馀言，考其所载，皆滑稽戏弄不经之谈。孔子曰：「辞达而已矣」。亦盍剪其繁芜乎！

萧望之自谏官出为平原太守，望之上疏曰：「选经术之士以为内臣，外郡不治，岂足忧哉」？此有激而言，非通论也。

史称元帝优游不断。萧望之谓中书本用宦者，非国旧制，欲退宏恭、石显，更置士人。元帝谦逊，重改作，议久不定，此优游不断也。后恭、显谮望之，请召置廷尉，请免为庶人即免为庶人，请诎之牢狱即诎之牢狱，又何勇决耶？盖由听受不明，故忠直之言难行，谗昵之言易入也。

三长史谮杀张汤，武帝后杀三长史；恭、显谮杀萧望之，元帝竟不加罪。此人君之所以贵英断也。望之既死，帝为之却食，涕泣哀恸，每岁时遣使祠祭，无所不尽其至焉。生不能用，又杀其身，既死乃为此纷纷，何耶？哀公诔仲尼，子贡所以讥之也。

魏相为扬州刺史，考案郡国守相，多所贬退。丙吉与书曰：「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，方且大用矣，愿少慎事自重」。相心善其言，为霁威严。相所贬退皆当耶，不可已也；失之过耶，箴之可也；不当以朝廷方见用而为慎事之计也。以丙、魏之贤犹如此，况其下乎？后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荣显者，率遵此言也。

班固谓平当逡巡有耻，又谓当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讥。孔子曰：「行己有耻」。又曰：「巧言令色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」。若审阿谀，乌得谓之有耻乎？当为相才数月，观其不受侯而过于公孙宏、稚圭之流矣。

高祖召田横，至尸乡自杀，其客二人亦自刭。高祖惊，以横客皆贤也，尽召之。其徒五百人，闻横死，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。余谓史溢美之言也，五百人时在海中，闻横死惧而逃散耳，或有与横同死生者，亦不过数人，海上辽邈，因遂传以为皆死未可知也。横窜海中，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为横死，则方其盛时，据三齐之地，所得死士可胜论哉？以横兄弟之贤，得死士如此之众，夫孰能当之？然横兄弟亦屡与诸侯兵战矣，未尝一胜，则所谓死士者，皆安在耶？史臣盖欲成田横得士之名，因世俗之传，遂实其说。

袁盎虽引义慷慨，然捭阖之士也。尝谓文帝有高世之行三，且曰：「陛下至代邸，西乡让天下者三，南乡让天子者再。夫许由一让，陛下过许由四矣」。方汉大臣诛诸吕，迎文帝，帝与宋昌决策而来，岂有许由之志哉，再三之让，姑欲谦谦尽力耳，盎乃谓过许由之让四，何谄谀之甚耶！文帝甘受其言，使庸庸之君，岂不张其骄心哉。《书》曰：「有言逊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」。帝王以此观人，则邪与正岂不洞然耶？

张良至圯上，见老父授以一编书，乃《太公兵法》也。初老父与良约：「五日平明与我期」。比良往，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与老人期，后何也」？又五日鸡鸣往，父又先在。又五日，良半夜往，有顷，父来，喜曰：「当如是」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」。老父之意，良默得之，故未传兵书，而先许之也。

张良所画计策，高祖用之，以成汉业。及招四皓以安太子，则高帝亦堕其计中矣。良欲从赤松子游，盖婉其辞以脱世网，所谓「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慕焉」。高祖与雍齿有故怨，尝欲杀之，后诸将欲反，用张良计，乃封雍齿，王陵坐与雍齿善，亦最后封。噫，以高祖宽仁大度，犹未能于此释然，乃知不念旧恶，亦是难事。韩信王楚，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为中尉，曰：「此壮士也」。观此，则信岂庸庸武夫耶？

有告韩信反者，高帝初欲发兵，陈平劝帝伪游云梦，信必郊谒，即执缚之，此计亦适行耳。据《韩信传》，高祖且至，楚欲发兵，自度无罪；欲谒上，恐见擒。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，使信决策发兵以袭高祖，事固不测也。或说信斩钟离昧，楚亡将，汉捕之甚急，信初匿之，今发之，是自暴其罪也，以此求免，难哉。噫，信诚无他，然高祖卒疑之者，岂两雄不并居耶？韩信料敌制胜，可谓明矣，而不知高祖之疑己，是天夺其鉴也。高祖兵败成皋，自称汉使，晨驰入信军，信未起，即入卧内，夺其印符、麾召诸将，易置之，信乃知独汉王来，大惊，则高祖疑信之迹彰矣。及封齐王，会垓下、项羽死，高祖袭夺信军，徙信为楚王，则高祖疑信之迹，又昭昭矣。信殊不觉，故武涉、蒯通之言，如水投石焉。初谓汉王亲信我，不夺我齐。既夺齐，又谓我无罪。既见缚，始知汉王畏恶其能，遂称疾不朝。呜呼，何信知之晚也！夺军徙地，出其不意，相疑甚矣，三尺童子亦须觉悟，而信不知，信岂暗昧至此哉？天夺其鉴也。

项羽引兵欲渡乌江，亭长舣舟待，请羽急渡，羽不渡，乃战死。盖是时汉购羽千金、邑万户，亭长之言甚甘，羽疑其欺己也。羽意谓丈夫途穷，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，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。使羽果无东渡意，岂引兵至此哉？羽至东城才二十八骑，与汉兵战，斩二将，杀数百人，汉军披靡，使羽尽用其众，决死垓下，岂易当哉？所以去垓下者，犹冀得脱也，乃为田父所绐，陷于大泽。羽知人心不与己，安知亭长不出田父之计哉，此羽之所以战死也。

武帝之时，异人并出，史臣方之版筑饭牛，斯言过矣。公孙宏、倪宽之儒雅，专事阿谀，皆佞人也。张汤、赵禹之定令，多务严急，皆酷吏也。李延年倡优善歌，乃许之协律。桑宏羊剥民聚敛，乃许之运筹。至如严助、张骞之徒，皆启唱边事以资进取。在尧舜三代之时，不免乎流放窜殛者也，尚何才之足云。惟汲黯、苏武一时杰出，而武帝疏远之，肆其私心，祸流四海，则以朝无人也，史臣之言过矣。

爵禄者人主之柄也，褒贬者史官之柄也。史官之柄与人主相为权衡，以劝善惩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后之作史者取法焉。莫尊于丞相，陶青刘舍相也，不得立传；莫贵于通侯，扶柳吕成侯也，不得立传。严彭祖不为宰相，李广不封侯，当时惜之，然皆有传焉。孟眭以议郎立传，江公以博士立传，苏武以典属国立传，严安以骑马立传，贾山、邹阳之徒以诸侯之客立传，不以爵禄之崇，所以励善也。春秋澶渊之会，卿当书，以其无信，不书；召陵之盟，屈完不当书，以其贤，故特书，盖此意也。佞倖、货殖何以立传？希恩冒利之人，茍一时之荣，非求名于万世也，史必立传，所以惩恶也。《春秋》书三叛人名，盖此意也。此史官之柄，与人主相为权衡，而励善惩恶也。

班固作《汉书》，惟《纪》最为严密，事皆详载于《传》，而撮其要书于《纪》，固自名之曰「春秋考纪」，其言有深意焉。余尝考之，吴王濞约六国举兵，齐王后悔，背约城守；济北王为其郎中令劫守，不得发兵。濞败，遂得不诛。班固书曰：「皆举兵反」。何以书「皆举兵反」？初意皆反也。戾太子斩江充矫制发兵，武帝诏刘屈氂捕斩反者，班固书曰：「太子以节发兵，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」。何以不书反？初无反意也。张汤凌折三长史，长史发汤阴事，汤曰：「谋陷汤者三长史也」。遂自杀。武帝尽诛三长史。班固书曰：「张汤有罪自杀」。何不书陷汤？汤有罪也。弘恭、石显奏萧望之不悔过，请诎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望之自杀，有司奏望之有罪，请绝其爵邑。班固书曰：「中书令弘恭、石显谮望之，令自杀」。何不书有罪？恭、显谮之也。太子矫制不书反而书以节发兵，讥武帝惑巫蛊而致乱祸也。望之自杀不书有罪而书谮，讥元帝信阉宦而杀其师傅也。凡此之类，不可殚举，固自谓「春秋考纪」者，岂以得《春秋》之意耶？

班固作史赞，非独详于纪善也，又重美之；非独略于记过也，又婉其辞。其记善也，虽小善必录；其记过也，非大过不书。文帝之仁言俭德，赞中总列十数条，叹曰：「呜呼仁哉」。于景帝赞又曰：「至于孝文，加以恭俭」。于武帝赞又曰：「文景务在养民」。非详于记善，又重美之乎？武帝之穷兵奢侈，其赞曰：「雄材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，诗书所称，何以加焉」？非略于记过，又婉其辞乎？元帝之号令温雅，成帝之穆穆之容，皆见称述者，不以一失废其他长也。故曰虽小善必录。吕后之宠产、禄，景帝之杀晁、周，皆略而不言者，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，故曰非大过不书。

史赞诸帝皆称述，独高祖赞推其世系运统而已，无所称也。盖以高祖之盛德大业，不假言而自著，亦非一二言可赞也。故赞卫、霍不言征伐之功，赞相如不论文章之美，其他则片善寸长，赞皆言之，有馀易见，不足难知故也。

高祖辍洗受言，吐哺销印，其从谏若转圜也，至于废太子则虽得百张良无益。文帝身衣弋绨，慎夫人衣不曳地，其俭无以加也，至宠邓通则赏赐辄钜万，并举铜山与之，何相戾哉？盖惑于所爱，虽圣主贤君，犹不能自免也。及四皓入见而嬖姬舞泣，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，此二帝所以称贤圣哉。

时恭、显、许、史子弟侍中诸曹，皆侧目于望之等，更生惧焉，乃使其外亲上变事，言：「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，皆忠正无私，欲致大治，忤于贵戚尚书。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，以为且复见毁谗，必曰：『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』。是大不然。且往者高皇帝时，季布有罪，至于夷灭，后赦以为将军，高后、孝文之间卒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儿宽有重罪系，按道侯韩说谏曰：『前吾丘寿王死，陛下至今恨之。今杀宽，后将复大恨矣』。上感其言，遂贳宽，复用之，位至御史大夫，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，主父偃取奏之，下吏，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、胶西相。仲舒为世儒宗，定议有益天下。孝宣帝时，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，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，至长信少府、太子太傅，名敢直言，天下美之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，足以观矣。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，三月，地大震。恭移病出，后复视事，天阴雨雪。由是言之，地动殆为恭等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」。书奏，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。辞果服，遂逮更生系狱，下太傅韦玄成、谏大夫贡禹，与廷尉杂考。劾更生前为九卿，坐与望之、堪谋排车骑将军高、许、史氏侍中者，毁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。为臣不忠，幸不复诛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。更生坐免为庶人。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，自冤前事，恭、显白令诣狱置对。望之自杀。天子甚悼恨之。

右《楚元王传第六》向附传。向以宗室，良欲尽忠于主，而嫉恭、显、许、史辈怀奸害正。若力能肆诸市朝，犹君子之所与也，非私也。且向之言曰：「昔孔子与颜渊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，不为比周。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心也」。向忧望之等复退，诚无邪心，然己预焉，故不敢自为上陈之，而教其所亲上变。虽本无邪心，至此而不幸类欺矣。向诚内省不以为嫌，然自为上陈之，而意不免乎便己。且上安能无嫌而必听哉？「从妻言之为姤妻」，虽俚人语，其变人心必也。抑君子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上之必用。若夫成功则天也，向如彼何哉？或曰：智者术之原。此术也，奈何曰欺？曰：君子之用智，不得已而至于术，犹托之正。是谓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。在君子为术，在圣人为权。舍曰正，而出于欺，虽济，君子耻诸；况不济，何以自免于邪？不惟其欺不可为而已，抑奸人得以藉其口于主，曰「彼自谓正，而正如此」！后何以复信于上哉？此恭、显所以得因是陷向，而向辞服；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，卒并望之遣子上书事，见治而杀望之，自向为之也。虽然，玄成、禹非朋恭、显者也，若曰向诚忠于国家而虑不听，乃欺若此，治其欺可也。而曰前欲毁离亲戚，为臣不忠，夫向不为忠，孰为忠邪？二子汉儒宗，犹畏恭、显窃位，患失而鄙如此，况其下者乎！